玻璃屋时代的私人生活：一部隐私的兴衰史

Editor’s Note

🗓️ 2025.11.29 | Issue#205

在社交媒体上，我们习惯了分享。早餐吃了什么，读了哪本书，甚至心情不好也要发个动态。透明成了美德，暴露成了真诚。

但很少有人问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？

十六世纪，托马斯·莫尔用沉默对抗亨利八世的暴政。五百年后，沉默变成了罪证。不发声就是默认有罪，不分享就是不够真诚。

本期 Deep Reading 推荐的这本书，追溯了私人生活从被发明到被拆除的整个过程。作者詹金斯提醒我们：隐私不是天生的，它是一项花了几百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技术，而我们正在用几十年的时间把它瓦解。她不仅讨论法律或技术，更关注一种深层的文化变迁——人类如何从懂得区分公私，到失去在后台喘息的能力。

这是一本不容易被划类的书：既是思想史，也是文化史，更是一部关于现代人精神状态的病例报告。它帮助我们理解一个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：为什么「不被看见」如此重要？

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懂得在公共场合戴上礼貌的面具，与其说是虚伪，不如说是克制。这种克制保护了公共讨论的质量，也保护了私人生活的宁静。

今天，我们生活在玻璃屋里，主动对着镜头表演。关上那扇门，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抵抗。

在托马斯·莫尔走上断头台之前的那个漫长而死寂的囚禁期，他选择了一种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抵抗方式：沉默。面对亨利八世要求他宣誓承认国王为教会最高领袖的胁迫，这位前大法官既不公开抗议，也不阿谀奉承，而是退守到内心最深处的堡垒——良心。在那个充满神学争辩与政治算计的十六世纪，莫尔的沉默并非空无一物，它是私密性（privacy）作为一种道德资源的原始形态。

蒂芙尼·詹金斯在《陌生与亲密之间：私人生活的兴衰》（Strangers and Intimates: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vate Life）中，以这一历史瞬间为开端，提出她的核心命题：私人生活不是人类社群的自然状态，而是一项晚近且脆弱的文明发明。她关心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「隐私保护」，而是从良知到房间、从家庭到国家之间，那道无形边界是如何被发明、被敬畏，最后又被轻率拆除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