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术、男性至上与财富,探究硅谷右翼化的根源|Deep Reading
一个冷知识是,硅谷的右翼转向并非横空出世,而是一个潜藏三十多年的「幽灵」。

Editor’s Not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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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特朗普被「半个硅谷」重新送入白宫,硅谷的右翼化倾向越发明显,一个冷知识是,硅谷的右翼转向并非横空出世,而是一次历史的回响,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「政治正确」论战中便已埋下伏笔。
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指出,当下科技巨头们拥抱的右翼意识形态,实则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反「政治正确」浪潮的延续与强化,其核心是对男性主导地位和传统性别秩序的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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硅谷长期以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堡垒,但随着特朗普被「半个硅谷」重新送入白宫,硅谷的右翼化倾向越发明显,一个冷知识是,科技行业的右翼转向并非横空出世,而是一次历史的回响,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「政治正确」论战中便已埋下伏笔。
这篇《卫报》上的长文(链接、2025 年 1 月、20 分钟阅读时长)值得一读,作者揭示了硅谷保守主义的早期形态,并指出今日科技巨头们拥抱的右翼意识形态,实则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反「政治正确」浪潮的延续与强化,其核心是对男性主导地位和传统性别秩序的维护。
文章指出,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,便有评论家如 Michael Malone 和 Paulina Borsook 预见到硅谷潜藏的保守主义倾向,甚至警告可能走向「技术法西斯主义」。他们的声音在当时的乐观氛围中显得微弱,但却敏锐地捕捉到硅谷文化中对「无限男性力量」的崇拜,以及对任何挑战这种力量的反弹。这种保守主义思潮的源头之一,可以追溯到 George Gilder 这样的思想家。
Gilder 不仅是硅谷的早期布道者,也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保守主义者。他将创业精神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联系起来,认为男性更适合创业,而强调创业精神有助于恢复以男性为养家糊口的传统家庭结构。在女性大量进入职场的时代,Gilder 逆流而上,鼓吹回归传统性别分工,甚至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核心家庭的瓦解。他将企业家精神提升到道德高度,认为他们是社会中最有道德和仁慈的人,因为他们将产品投入世界,并把利润再投资于经济。这种观点在当时的里根政府中广受欢迎,也为硅谷的文化基因注入了强烈的男性主导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。
随着互联网的兴起,硅谷的创业者们被媒体塑造成时代的英雄。《时代周刊〉在 1982 年的封面故事中将 Steve Jobs 誉为「美国的冒险家」,认为他们不仅创造了财富,更引领美国走向 21 世纪的产业。这类报道不仅合理化了新兴科技富豪的财富,也激励了新一代人追随同样的道路,并强化了创业者主要是年轻白人男性的刻板印象。
软件行业的崛起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。软件不再需要工厂和自然资源,只需要创业者的大脑。媒体开始热捧年轻的软件创业者,如 Marc Andreessen,他因开发 Netscape 浏览器而一夜暴富,并登上《时代周刊》封面,被誉为「黄金Geek」时代的代表。这种对创业者的崇拜,在 Oracle CEO Larry Ellison 看来,是硅谷独特的「才能放大器」,能够将个人才华转化为巨额财富。这种造星运动式的宣传,直接为创业者带来了更多权力和资本,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。
然而,当硅谷创业者的权力受到挑战时,其保守主义底色便显露无疑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「政治正确」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词汇,指的是对包容性和避免冒犯边缘群体的关注。硅谷也卷入了这场文化论战,甚至成为反「政治正确」的先锋。
一些科技媒体,如《Upside》杂志,公开发表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文章,如题为 「硅谷是否娘炮化了?(Has Silicon Valley gone pussy?)」 的封面故事,指责科技行业变得女性化和政治正确,呼吁回归崇尚男性气质的商业文化,强调战斗力、冒险精神和强硬作风。
文章甚至沾沾自喜于其用词 「pussy」 引发的争议和女性员工的抗议,并将此视为需要被「反娘炮化」的现象。这些事件表明,在个人形象和吸引投资者注意力至关重要的硅谷,反「政治正确」的姿态反而成为一种博取眼球、巩固权力的手段。
尽管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暂时削弱了这种「技术法西斯主义」的势头,但其影响并未消失。新一代科技领袖,如 Elon Musk、Peter Thiel 和 Marc Andreessen,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,并在新千年伊始将右翼意识形态带入新的高度。
如今,Mark Zuckerberg 宣布 Meta 结束 DEI 项目,并放宽平台内容审核标准,允许更多歧视性和骚扰性言论;Elon Musk 将 Twitter 改造成 X,成为反击 「觉醒思想病毒 (woke mind virus)」 的平台;Marc Andreessen 则从意大利未来主义中汲取灵感,后者是一个崇尚技术、同时试图「摧毁」女权主义的法西斯艺术运动。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,而是硅谷文化基因的延续和强化。正如 Becca Lewis 所言,当前的右翼科技巨头们正在硅谷的既有基础上,将这种保守主义推向新的高潮。
硅谷的右翼转向,并非简单的政治立场转变,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和社会现象。技术进步并非价值中立,其发展方向与背后的文化、历史和社会力量息息相关。当我们赞叹科技创新带来的便利与效率时,或许也应该警惕其中潜藏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,反思技术至上主义与性别政治交织的复杂影响。
延伸阅读: Marc Andreessen 接受 NYT 的专访非常值得一看或一听(链接、2025 年 1 月、60 分钟收听时长),Marc Andreessen 回顾了硅谷与民主党关系的演变,其关系的破裂点开始于奥巴马第二任期,并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彻底破裂。Andreessen 详细描述了他和合伙人 Ben Horowitz 于 2024 年 5 月与白宫高级官员的会面。这次会面让他确信,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的监管计划将严重限制科技行业的发展,甚至会扼杀开源人工智能和学术研究。